晨曦兒／法律研究所學生
對於《自由時報》4月5日刊登移民署副署長鍾景琨回應「為何要幫逃逸外勞脫罪？」文中「移工失聯原因很多，無法僅歸責於移工本身」一詞，筆者非常「有感」；此種事實與法理有相當距離的的論述，再再表態官方將移工的人權架構在「失聯」開始之上，而非對「失聯前」的防範未然。
今年1月媒體曾揭露「性侵被害人變通緝犯」：化名「安安」的印尼籍看護，被蘇姓前僱主之父以工點打掃之名誘騙到忠孝西路25樓豪宅性侵未遂逃出後，卻反遭攀誣偷竊，姑不論承辦之中正一分局筆錄中荒繆的呈現： 「妳上稱係因被害人要強暴妳，故妳才竊取他脫下來的外褲……」將性侵前因與竊盜後果的倒果為因，且未依《性侵害防治法》立案調查外，安安事後透過1955多次求助，也未獲具體協助，最後被迫離境，待同年12月再入境台灣時，已成通緝犯。
據安安在記者會上陳述，是日在移民署過時不供餐、且有超過7小時滴水不沾，疑受到非人道對待，移送過程中更不斷遭專勤隊暴力推攘，導致驚嚇過度，目前仍在身心科門診就醫服藥。再者，本案尚在台北地院審理中，移民署卻又一紙公文再次要求安安10日內離境，非但輕賤我國司法主權，更使兩公約中保障的「無罪推論」人權形同虛設。
在筆者的學術研究訪談中，安安不只一次表示：「有同鄉建議，逃逸尚有工作機會，而留下來，只能等待『遣返』」！事實上，背負「竊盜」污名的看護，確實有轉出困難的窘境，而在協助安安申請轉換工作類別的過程，安安的的廢聘通知，終於在她入境後四個月下來了，很罕見地，勞動部坦承不該錯誤發給聘僱許可，但對於「為何配合法務部將安安『誘捕』入境？」「安安遭新僱主惡意丟包，入境即失業，且不符合安置要點的『人球』身份，日後何去何從？」始終未置一詞，只公式化的預下伏筆，以「嗣後如發生行蹤不明情事，經警察或入出國管理機關查獲後，其遣送所需旅費及收容期間之必要費用，由就業安定基金先行墊付」云云，確實讓人不當聯想，是否還免費附送機票一張？顯然這也是副署長口中「失聯不可歸責於移工」的故事開端。
除了安安，在眾多落難移工身上，經常可以目睹到政府部門各自行政、解離錯亂的狀態；安安既是性侵被害人，同時也是竊盜案的加害人，當被害人身分被突顯時，勞動部給予人道支援發給急難救助金，而當新僱主觸犯《刑法》妨害秘密罪，拆閱安安的私人信件主張廢聘有理時，勞動部又完全不保障安安的工作權，未盡查證並隨著僱主片面之詞稱安安已入獄，不管外界新聞鬧得沸沸揚揚，罔顧已向地方勞工局完成安置報備，仍然公文滿天飛，從移民署問到地檢署，嚇得法院以為安安克已行蹤不明，再度對安安發布限制出境，整個移工的人權，因循不同行政體系的本位主義，出現崩壞的「碎片化」特徵。
假設移工申訴專線1955具備相當功能性，顯然副署長所擔憂的無法歸責於移工的失聯原因自當消滅；然而我國的移工權利保障政策始終金玉其外，捧著「依法行政」的尚方寶劍，卻威挾合法爭取自身訴訟權益的移工，無非是藉法律之名迫其逃逸。已知「逃逸」是剝削的開始，官員「聞聲救苦」的慈悲心縱不能未雨綢繆，也要有亡羊補牢的自省能力，而不是切割守法移工的人權，不斷消耗、轉移、分散對「非法逃逸」的注意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