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印尼，有個非營利組織「Peduli Buruh Migran」（以下稱：Caring of Migrant），宗旨簡單卻不平凡──協助回國移工，使這群在外漂泊多年的勞動者，回國後得以順利展開往後人生。他們為受傷或被虐而遭遣返的移工們提供庇護，使其在爭取權益的等待過程中，能夠有所依歸。此外，Caring of Migrant 更與其他組織合作，開設培訓課程，讓歸國移工有機會學習經營屬於自己的小本生意。
目前，Caring of Migrant 已經幫助超過一千名回國移工，代表著超過一千個人生重新與未來接軌、並且繼續運轉；也代表除了移工本身，有超過一千個家庭受到正向影響。
你或許很難相信，將這些歸國移工生命中的苦難一肩擔起的背影，過去曾是「非法移工」，也就是新聞媒體口中的「逃跑外勞」，她是 Lily，我見過最堅強的女性。
始於夢想，卻變調的移工旅程
「他（仲介）說要給我一個在台灣的工作，照顧老人家，一個月可以領 1 萬 4 千。」記憶中，那人是這麼說的。
儘管當時才剛從高中畢業，Lily 卻想盡快獨立，她不願成為家人的負擔，一心盼著努力賺錢改善家中的經濟環境。「我決定去台灣。」Lily 說話時眼裡總有著一股堅定，腳步踏出了她就不怨，也不後悔，即使在前方等待她的不是一段平整的路途。
「可是到台灣之後，他沒有帶我去照顧老人。他把我帶到農場工作。」在仲介欺瞞之下，Lily 無故成了非法移工，她怎麼樣也沒料到，為何一切和當初在印尼說好的都不相同？
農場勞動必須大量倚靠人工，17、8 歲的女孩，無論體力再怎麼好，也無法負荷漫長的工時以及烈日下的種種粗活，縱使我國《就業服務法》規定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雇主不得指派移工變更工作場所，但對於移工而言，不僅人生地不熟，就連生活也受雇主及仲介掌握，他們怎有能力透過法律途徑尋求救濟？更不用提沒收移工證件、手機以「預防逃跑」在移工僱傭市場中，早已成為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常態。
原本期待著辛勤工作，能夠獲得相對應的報酬，然而，一個月後雇主實際付給 Lily 的薪水，卻遠低於最初談好的 1 萬 4 千元，「後來我終於受不了，逃跑了。」在 Lily 無奈的笑容裡，我更覺心疼，對勞動者來說，工時過長與薪資過低都是嚴重的消耗，我甚至沒辦法想像，在決定逃跑之前，她是如何獨自度過那些令人輾轉反側的黑夜。
一份工作，換 10 個月牢
很快的，Lily 又再透過仲介找到下一份工作──在咖啡廳裡打工，只是逃跑之後，日日都是煎熬。惡劣的勞動條件、受警察追緝的風險以及心理承受的壓力，像是鬼魅般如影隨形，她將牙一咬，也就忍下來了，唯一無法忍耐的，是對家鄉的想念。
「我做了一個月，很想家、很想回到印尼。」望著 Lily 的雙眼，我似乎看見了 20 幾年前，那個剛從高中畢業的她，臉龐還帶有幾分稚氣未褪，不變的是一雙澄澈果決的眼睛，然而，孤身遠行、異鄉生活又處處受挫，總使人在漂泊中想要回航。
「我去找老闆要護照，老闆不肯，後來我們吵了一架，他很生氣，然後就報警抓我。」Lily 說得平靜，我卻聽得心驚膽跳，「我被抓進牢裡，關了 10 個月。」她看著我，緩緩地說。
移工旅途將她帶往海外，卻沒將她領向夢想中的生活，一條路走得曲曲折折，但她未曾在我面前怨懟或是哽咽，我始終不明白，究竟是時光流逝，沖淡了 Lily 的情緒？還是因為太小的年紀就經歷太多折磨，使她最終練就一身堅強？
社運工作者顧玉玲曾經在《我們：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一書中，寫下這一句話：「如果有路，我們還需要逃嗎？」
勞動部 105 年 7 月的統計資料顯示（編按：本篇專訪撰寫於 2016 年 10 月），像 Lily 一樣「逃跑」、「行蹤不明」的移工人數為 5 萬 2,299 人，這 5 萬多人，被社會視為「治安隱憂」，被警方當作罪大惡極的要犯、要「全力查緝」。勞動部亦提供高達 7 萬元的獎金呼籲民眾檢舉逃逸外勞，人民、國家雙方面為了抓到這群在逃移工，佈下天羅地網，卻忘了問：他們為何要逃？
移工為什麼要逃跑？
每位移工來台前，都必須先向仲介繳納 18 萬元至 20 萬元不等的「仲介費」，為了負擔鉅額費用，移工往往會在家鄉先貸款負債，導致來台工作第一到第二年的薪資都須拿來還債，換句話說，儘管工作兩年，實質上卻幾乎沒有收入，若像 Lily 一樣碰上不好的仲介與雇主，移工甚至連仲介費都無法清償。
而即使能順利償還債務、開始賺錢改善家境，移工仍需面臨下一道難題──《就業服務法》第 52 條，移工在台工作 3 年必須強制出國一日。工作滿 3 年須強制離境，想再來台就得重繳一次鉅額仲介費，然而許多移工根本無力再次負擔，造成 3 年期滿前夕，一批移工會被迫逃跑。
（編按：台灣立法院已在 2016 年 10 月 21 日三讀修正《就業服務法》第 52 條，取消外籍移工在台工作滿 3 年就得強制出境再入國工作的規定，並於同年 11 月 5 日起生效。）
縱使按照規定每工作 3 年就出境一日，《就業服務法》同條卻亦規定，移工在台工作期間累計不得超過 12 年（註一）。移工薪資低，家務移工的薪水甚至不受《勞基法》保障，單月收入平均僅有 1 萬 5 千。
低薪、加上仲介及雇主苛扣薪資的狀況所在多有，導致工作了 12 年，他們仍無法賺得所需的存款，但子女上學、照顧父母、家庭生活開銷都需要錢，若回國，「貧窮」會成為一輩子釘下的命，因此唯一的選擇只有在年限屆至前先逃，將來有一日存夠積蓄了，就回家。
除了高額仲介費及工作年限外，《就業服務法》也明文，移工在台工作期間沒有自行轉換雇主的權利（註二），因此就算工時工資極不合理、遭虐、甚或是如 2016 年 9 月爆發的印尼家務移工性侵案，法規上，移工也幾乎沒有要求轉換雇主的空間，現實上，亦不少見雇主或仲介以「不續聘」、「遣送回家」迫使移工繼續忍受不人道的對待。法律未曾替移工留下任何後路，忍無可忍，他們只能逃。
鐵欄杆的縫隙裡，希望也能萌芽
逃逸外勞一經舉報，依法律規定必須強制離境，並視情況訂有不同年限，禁止再入境台灣。等待辦理離境的期間，移工們會被安置於「外國人收容所」，也就是 Lily 口中的「監獄」。雖名為收容所，實則是官方為防止移工再度逃跑而使其集中、以便監視管理的空間。
攝影師楊永智曾在《數位島嶼》網站上發表一系列於三峽外國人收容所拍攝的照片，黑白影像中，可以清楚看見收容所的環境：簡便鐵製床舖張張並排，移工們分睡上下舖，像是大學宿舍，日常漱洗則以塑膠臉盆裝個人的盥洗用品，在其中一張相片下，楊永智附註：「這裡有一點像學生宿舍，就是多了一道鐵門。」
收容所內，所有移工都做著相同的事情：等待。待處理的遣返案件量多，當時提審制度又不完足，導致遣返進度落差甚大，有些人收容天數短，有些人卻是極目遠眺也盼不見歸鄉那日來臨。
「我很難過，不知道為什麼來到台灣後，跟在印尼的想像都不一樣，我沒有辦法聯絡家人，也沒有辦法工作賺錢。」Lily 說。那 10 個月裡，生命像是停滯了一般，不退不進，叫人難受。
我問她，對監獄裡的生活有什麼想法？Lily 回答前，我的腦中閃過無數個負面的想像，想不到她的答案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：「我覺得台灣的監獄比印尼人道，they treat you as a human being.」（他們把我當人一樣看待。）
「人道」？那是我從未想過的答案。「那裡有比較大的空間，也有比較好的醫療和食物。」她接著說，我不知道印尼的牢獄生活是何等煎熬，但在 Lily 心中的量表，一般人認為不宜久居的收容所尚能被稱作「人道」，那麼 Lily 逃逸前的工作環境究竟有多惡劣，才讓她想要逃？
鐵欄杆能限制自由，卻限制不了 Lily 的理想萌芽成長。「我在監獄裡學會了煮飯，也交到一些處境相同的朋友，他們都是我回國之後聯繫的人際網絡。」回國後，有感於移工在台的嚴苛處境，Lily 與丈夫 Raymond 在 2007 年成立了 Caring of Migrant，決心讓其他移工不再步上自己的後塵，當初所認識的「牢友」，都成為她日後拓展組織所聯繫的人脈。
「不會再來台灣，因為我已經失敗過一次。」
我問 Lily，若有機會重新選擇一次，還會不會想要來台灣？她報以短暫的沉默，而後搖頭，「我不會再來了，」她說，「因為我已經失敗過一次。」語畢，一股複雜的情緒湧上我的心頭，重重受挫的移工經驗，該歸咎何方？是當初那名無良仲介、苛刻的農場主人、報警的咖啡廳老闆、還是未盡人權保護的移工法規？這些結構性因素若持續存在，像 Lily 一樣受騙離鄉、甚至被迫成為逃逸外勞的情況就會不斷發生。
「我只是覺得，自己有責任做一點什麼。」她堅毅地說。Lily 個頭小，對理想的堅持卻使她活得像巨人一般，頂天立地要為移工撐起合理的工作環境，籌備成立 Caring of Migrant 的期間，她曾再度到台灣，深入了解在台移工的需求，並且籌組一支歸國移工小組，以利組織日後運作。
現在 Caring of Migrant 在爪哇島已經有 33 個分團體，能提供幫助給更多歸國的移工。「我們目前在雅加達共有 7 個成員，只有我和我先生是正職，其他都是志工。」Lily 補充道，「那組織的資金來源呢？」我不禁好奇地問，「主要是靠個人，還有其他志工的捐獻啊。」在投身 Caring of Migrant 之餘，Lily 也與丈夫共同經營一家外燴餐廳，「錢夠我們兩個生活就好，其他都撥給組織營運。」
改變世界從來就不簡單，但眼前 Lily 談論組織發展的模樣，使我願意相信，許多改變，都是在持續堅持中逐漸發生。
訪談末尾，我請 Lily 試著描述自己的人格特質，她笑笑地輕聲推辭，說自己沒辦法作答，一旁的丈夫 Raymond 則形容妻子「有決心、有毅力，總是樂於分享任何東西給她的朋友。」丈夫眼中的 Lily，就跟我在訪談中所感受到的相同，她總用那雙澄澈果決的眼眸眺望，於是一切阻礙變得不再使人害怕。
「那，夢想呢？」我問 Lily。「我希望現在好好經營我的餐廳，讓移工們回國之後能夠跟我學習，也希望組織能慢慢成長，幫助更多的人。」不願獨善其身，她的夢想裡總是有著他人的身影。
與 Lily 的訪談約在她位於雅加達的移工庇護中心，訪談結束，我的耳邊仍不斷傳來婦女與孩子的聲音，熱熱鬧鬧的，充滿生命力。我閉上眼仔細聽著，嘴角不禁泛起一抹微笑，在難以撼動的大環境裡，Lily 看似墾殖一片荒地，但我想，沙土之下，必定有著什麼正悄悄等待發芽。
邀請你一起，支持移工教育，讓移工的跨國旅程更精采值得！
One-Forty 自 2015 年創立以來，致力於培力東南亞移工，讓他們能透過教育與學習累積自己，回鄉後有能力經濟獨立、打破貧窮的惡性循環。我們開辦移工人生學校，幫助超過 1,000 名移工接受長期培訓，課程內容包含中文課、理財課、創業課等！每年，更寄送 1,000 份的專屬的中文學習包（開放小額捐款）到全台灣各個縣市、偏鄉、外島，讓移工們都能獲得免費的實體教材與線上學習資源，在工作之餘學習中文、認識台灣文化，創造與雇主更好的溝通，也感受到台灣人的善意。
「改變，從來不是一個人做很多，而是每個人都做一點點。」
註一：2015 年 10 月，立院三讀通過《就業服務法》修正案，將家務移工的工作年限由原訂的 12 年「有限度」放寬至 14 年。審核條件採取「評點制」，由主管機關公布類似積分表的評量表單，內針對專業訓練及自立學習設有多項審核標準，每滿足一項標準就能獲得對應的點數，例如「取得華語入門級認證」可獲得 35 點、「取得我國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」可得 15 點，總分是 100 點，得 60 點就算合格。產業勞工被排除在這項規定之外，故無法延長工作年限，而適用此「評點制」的家務移工，也非人人皆有條件累計滿 60 點，因此，多數移工在台最長工作年限仍為 12 年。
註二：根據《就業服務法》第 59 條，移工在幾種例外情況下，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申請轉換雇主：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或移民；船舶被扣押、沈沒或是修繕而無法繼續工作；雇主關廠、歇業或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經終止勞動契約者；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人（移工）之事由。實際上，若受到本文中不合理的待遇，移工往往會被要求舉證，但雇主對移工生活掌握度極高，想要舉證其實相當有難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