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換日線生活】

 

老年人口比例高、近洋與遠洋漁業需要下，臺東市近年來，成為不少年輕印尼移工的家。

 

臺東市區，一間印尼雜貨店的二樓，有個讓印尼移工朋友們，能夠偶爾逃離現實，高聲歡唱的空間。

 

這一天，這裏擺上了桌子，在一盞不算明亮的白熾燈光下，我與幾位台灣的高中生，正在教導底下幾位皮膚黝黑、穿著厚重冬天衣物的成年人「注音符號」。

 

這既不是學校的課程，更與政府所推動的「新南向政策」毫無關聯──學生們只是想用每週短短的一個半小時，以一個「人」的身份，懷著歡欣卻又略帶愧疚的心，盡全力地幫助眼前這群善良的朋友們，改變他們棘手的生活現況。

 

作為我們師生與移工之間的橋樑，她是這間位在臺東市區，並不起眼的印尼雜貨店老闆娘。兼職做人力仲介的她，從不讓來自印尼的朋友們「吃虧」，是移工們口中最幫忙他們的「媽媽」。

 

這一天課程結束後，我買了個蛋糕與大家為她慶生，她許下了一個生日願望：「希望在台灣的印尼人，都不會被騙。」

 

我與學生們一方面感到汗顏，另一方面，更為了這份愛屋及烏的心紅了眼眶⋯⋯。

這段故事，要從多年前的一條領巾開始說起：一條溫暖人心的領巾

 

多年前，當我背包旅行至印尼時，在前往雅加達（Jakarta）的飛機上，幾位剛結束三年合約的印尼年輕女性，友善地陪著我練習印尼文。待我旅行到日惹時（Yojarkarta），再度巧遇一位帶著國中學生一路從蘇門答臘（Sumatra）搭船，再搭車到這進行畢業旅行的旅行社導遊，當她得知我是臺灣人後，也興奮地跟我說起了中文，再連珠砲似地以印尼文，向一旁的學生們分享她在台灣遇到的好人好事──迄今，我仍記得那些印尼學生閃亮的雙眼。

 

翌日，我先搭車到附近山區的博物館（Ullen sentalu Museum）參觀，沒想到不靠譜的回程公車竟然沒有出現。我只好在天色漸暗、下著小雨的黃昏快步走下山。

 

但正當我戒慎恐懼地緊抓著背包背帶、三步併兩步往下走時，一位蓄著小鬍子的年輕人，把小發財車停到了我前方，這位名叫 Ricardo 的年輕人，下車主動與我攀談，雖然我們僅能以片段的英文單字溝通，可是他大大的笑容，仍讓我相信他是真心要幫我。

 

待我上車後，我們的第一站竟是間麵店──Ricardo不由分說地幫我也點了吃的，我那臺灣人的「閉俗」特質，在他熱情與其他店內遊客分享如何「撿到」我這「朋友」後，也在眾人的笑聲中慢慢地放下了。

 

後來在載我回民宿的中途，Ricardo 先繞到他家去搬貨，即將成為新手爸爸的他，正努力地在日惹與泗水（Surabaya）間擺攤做生意──Ricardo賣的商品是單車選手的「魔術領巾」，在得知我接下來會去爪哇（Java）東部的婆羅摩火山（Gunung Bromo）後，Ricardo堅持要我挑兩條領巾當作禮物送我，他直說山上很冷要我多留意。

 

多年後的臺灣，每當冷氣團南下之際，我總會套上 Ricardo 的心意，即便領巾已洗到有些褪色，但它帶給我的溫暖，完全非其他圍巾可以比擬。

 

在台東，找回印尼的友誼，印尼人真誠的情誼，讓之後成為教師的我，不斷思考要如何提供學生，一個能夠了解印尼文化的機會。

 

於是，在一連串的協調後，我帶著學生們，準備了印尼情歌與菜餚來到了漁港，與遠赴臺灣工作的移工朋友做了「第一次接觸」。

 

而在文章前面所敘述的，這一間印尼雜貨店老闆娘的大力相挺，免費提供店面作為「移動圖書館」的擺攤空間下，這間由學生擔任「館員」的「東南亞移動圖書館」，就這樣順利開張了！

 

短短的週日午後，我們總能遇到帶著愉快心情的印尼年輕人們，已把辛勞的工作拋諸腦後，在這兒放開拘謹地聊天、吃傳統食物、甚至跳起舞來。

 

他們在下午努力地存滿愉快的心情後，偶爾會順手借本小說回到自己一住就是三年的「家」──也就是那些在海上搖晃、一間 6 到 8 人以上的漁工船艙，或是不到三坪、狹小的置物間──在那裡，遠超過臺灣勞基法規定的工時，遠低於勞基法基本薪資的報酬，正在等著他們。

 

即便如此，當這群印尼年輕人，看到我們這群亟欲了解、學習他們文化的師生，他們仍像當年的 Ricardo，毫不吝嗇地張開雙手，大方請我們品嚐各式印尼美食，或在心血來潮時，幫忙把女學生們裝扮成「印尼小姐」，再邀請大家與他們一同在印尼式的電子音樂下起舞。

 

這些遠超過許多臺灣人可以想像的熱情，讓這群高中生深刻體會到這來自南洋的善良與真摯友誼。

 

一個半月前，雜貨店老闆娘與其他已會說流利國語、台語的新移民女性，在對我們有所信任後，主動提出想學習「閱讀」郵局、銀行所需文件等實用中文的想法──經過一連串溝通、調整，這個課程終於在某一個晚間展開。

 

然而，這個中文課程的進行方式，卻在當晚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「拜託你們了！」一堂臨時改變授課對象的中文課

 

第一晚待我們抵達後，老闆娘並未如預期地拿出銀行文件或合約範本，請我們協助解釋裡面較複雜的中文。而是拿出她準備好的注音符號書、文具、白板等道具，帶著我們往二樓的歡唱空間──裡頭，已經坐滿七、八位年輕男、女移工，他們如往常露出燦爛的笑容，更多了渴望學習的眼神，老闆娘對我們說：「先教他們比較重要！拜託你們了！」

 

已準備好其他教材的兩位高二生，也立即會意地點了點頭，改從注音符號開始教起。

 

畢竟這是第一次接觸中文，移工朋友們在說話速度、清晰度上，都在過程中需要不斷地調整，但這群印尼的朋友們從未表達不耐，仍是聚精會神地練習著，如同所有沒接觸過中文音調的外國人一樣。

 

中文的單詞音調變化，可苦了這些第一次學中文的大家；但每每當學生做出如「跑」、「倒」的動作，來加深他們對這些詞語的印象時，這群印尼的移工朋友們，會突然會意地大聲喊出這些詞──透過老闆娘的翻譯，我們才了解到，原來這些詞，常常是船工或雇主對他們大喊的字句，或要求他們做出的動作。

 

後來，我忍不住問老闆娘，為何突然改變授課的內容與對象，她才眼眶泛著淚，說出了最近一段令人心痛，卻不太令人意外的故事：

 

移工權益，誰來捍衛？

 

就在她前兩週回印尼探親之際，一位來到臺東工作的印尼年輕人，因不耐連續好幾天長達二十四小時的工作，與雇主起了口角衝突。沒想到，雇主竟雇用了五名黑道毆打他。

 

而因為向來在臺東擔任印尼語通譯，同時積極捍衛移工基本權利的老闆娘不在，這件事便在語言不通、印尼移工說法完全未被重視的情況下，草草結案。而這位移工因為已被雇主「解聘」，在高雄的醫院略加療養後，馬上準備被送回印尼。

 

老闆娘難過地說，「如果這位年輕人，會說中文，能用中文述說自己的遭遇，能為自己辯解，或許情況就不會變成這樣⋯⋯，所以，很謝謝你們願意教他們⋯⋯。」

 

我不禁想起《血淚漁場》一書中，一個個殘忍臺籍老闆的行徑，擔心著那位漁工是否已經償還高昂的仲介費用；那群週末總帶著笑容來到移動圖書館的印尼朋友們，是否曾遭遇到類似的對待呢？而他們那積極學習的態度，似乎正是這生活在異鄉的恐懼下，不得不具備的自保本能。

 

課程結束前，我們拿出準備好的蛋糕，送給這位善良的老闆娘「永遠十八歲」的美好生日祝福，她在許下「希望在場的大家都能夠努力工作、賺大錢！」的大願後，接著小聲地許下了「希望在台灣的印尼人，都不會被騙」的微小願望⋯⋯。

 

這一場學習之旅，不只是對學生，對我而言也是個既震撼又難忘的過程。這個故事還沒寫完，我們會繼續努力的。

 

冬天已快到盡頭，期待春天的到來，台灣的下一代都能具備更正確與寬廣的想法與未來，更能有機會都去認識這群最可愛、最善良的印尼朋友們。